车庆林今年 62 岁，他得的不是白血病，是艾滋病。
在下午安静的走廊里，我扶着他去办公室。知道结果的时候，他张大嘴巴，露出几颗黄黑的牙齿，保持这个姿势好几秒。
我们以为他不知道什么叫艾滋病，正准备向他解释，他却动了，脸上似哭似笑，轻轻叹了句：「咋是这个病？」
老年艾滋患者：被忽略的群体像车庆林一样，很多人理所当然地认为艾滋病是「年轻人的病」，甚至「外国人的病」，不可能发生在老年人身上。
然而，在艾滋病患者中，老年患者（年龄 ≥50 岁）的比例正在逐年增加。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UNIAIDS）的统计数据表明，2014 年全球艾滋病患者约为 3530 万，其中近 420 万是老年患者。2012 年我国老年艾滋病患者总人数，与 2005 年相比，增加了 5 倍多。
根据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数据，2016年，我国的老年男性艾滋病患者 1.3 万例，是 2010 年的 3.6 倍。
2017 年初，国务院在 《中国遏制与防治艾滋病十三五行动计划》中，首次将老年人列入重点宣教人群。令人感到意外的并不止这一点。
研究表明，老年艾滋病患者最主要的感染途径是「性行为传播」，而大多数人心中，却默认在老年群体中并不存在这一行为。
2005～2012 年间，我国老年艾滋病患者中，性行为传播在感染途径中的占比逐年增加，到 2012 年，这一数值接近 90%。
「艾滋病」和「性行为」，这两个我们习惯性从老年群体中剔除的词，正在气势汹汹而不容分说地闯入我们的视野。
不谈论老年人性生活的问题，但这并不代表它不存在。
北京市一位 52 岁的李先生通过跳广场舞的方式结识性伴侣，在发现自己患有艾滋病之前，他已经与 50 多名女性发生过关系，其中有十几个已经查出艾滋病。
义乌发现一例 91 岁老年女性 HIV 感染者，自 1985 年至今，这是义乌市发现的年龄最大的 HIV 感染者。老人平时一个人住，有时会收留一些捡破烂之类的流浪汉，既可以作伴，又能收取一些「住宿费」补贴家用。
这类的新闻还有很多，我们不再逐个列举。
有人说「广场舞就是老年人的陌陌」，这句话是以偏概全，但也能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与社会其他人群相比，老年人拥有的需求出口少之又少。
于是，有一部分老年人，由于自身与环境带来的限制与压力，不得不选择商业性行为，也就是所谓的「嫖娼」——我国老年男性艾滋病患者中近八成承认嫖娼史。在韩国电影《酒神小姐》中，女主角是一位老年性工作者，她的工作方式是在公园里搭讪路过的老头，寻找可能的赚钱机会。
在老年人常去的场所，这是最容易接触到的一种商业性行为方式。
与其他群体相比，老年人更倾向于价钱便宜的性服务，或许是受经济能力限制的原因：
在中国大陆有四百万到一千万的性工作者，部分价格低至 20 到 50 元每次，他们的主要服务对象为老人和农民工，最低的 10 元就能成交。
超过 90% 的性工作者表示不会坚持要求客人使用安全套，「他们需要钱，为了钱不惜牺牲自己的身体。」
这一特征也进一步增加了老年群体感染 HIV 的风险——研究表明，低收入的女性性工作者 HIV 感染率更高。高，中，低收入的女性性工作者 HIV 感染率依次为 0.5％，0.5％ 和 1.9％。
整个社会都在避免谈论老年人的性，它是带有强烈羞耻感的，不得不遮遮掩掩的事。但「欲望并不会随着性器官的老去而萎缩」，当它以艾滋病的形式直白而暴力地摊开在我们面前，我们必须开始正视这一切。
比起性伴侣、性活跃等我们或许难以干涉的环节，最重要也最有效的做法，是从根源上防止艾滋病的传播——引导老年群体的「安全性行为」。
而最大的难点也在于此。
许多老年人认为，自己已经失去了使女性受孕的能力，或失去了怀孕的能力。无需避孕，就不需要使用「避孕套」，因此，无保护措施的高危性行为，在老年群体的发生比率极高。
无论哪种性行为形式，老年群体的安全套使用率均不到 10%。
实际上，「避孕套」对老年人来说更是「安全套」，厚度不到 0.1 毫米，却可以有效预防艾滋病感染。研究表明，使用安全套能使 HIV 传播风险降低约 85%，是目前最有效的预防手段。
也许有人会质疑剩下那 15% 的风险。我们不妨试想一下，当身患重疾时，此时医生表示有一种手术或许有效，但成功率极低，只有 10%。很多人依然愿意尽力一试，愿意与命运赌博那 10% 的幸运。
而艾滋病作为一种目前尚无明确治愈方法的疾病，只需要让他们记住使用安全套，就能为我们的长辈守护那 85% 的安妥。
「艾滋病」和「性行为」，我们习惯性从老年群体中剔除的词，正气势汹汹地闯入我们的视野。而两者之间的距离，只有不到 0.1 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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