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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清朝中叶发生的一桩案件，时间正是乾隆三十六年。经历了四代人的休养生息，尤其是康雍两代的积累，清朝正走向康乾盛世的巅峰。乾隆十四年，清军初定大小金川，为西南大规模改土归流，打开了先声。乾隆十九年，清朝历经百年的拉锯，终于击败宿敌准格尔蒙古，到乾隆二十四年，名将兆惠经过苦战平定了大小和卓叛乱，自唐末陷于吐蕃，除了元朝短暂属于中国以外，新疆历经宋明五百年的时光阻隔，终于重新归入中国版图。上一年，耗饷千万的清缅战争暂告一段落，缅甸再无力相持，清军也困于疾病无法推进，双方宣布议和。本已灭亡的暹罗却因为清缅战争死灰复燃，在华人郑信地带领下驱逐了缅甸侵略者，缅甸称霸东南亚的野心就此破灭。此时，清朝的外部战略环境宽松，边疆已无大敌，社会经济空前繁荣，五年前乾隆皇帝第四次下江南，扬州盐商出钱出力，江南繁华似锦，上一年志得意满的乾隆皇帝更宣布普免天下钱粮，这已经是他登基以来第二次。此时清朝的岁入在四千余万两，岁出在三千余万两，国库年入一千多万两白银。一切迹象都表明清王朝正处在一个封建王朝难得一见的盛世景象，就在这“盛世”之中，一个小案件却折射出了整个封建王朝的荒腔走板。
    乾隆三十六年（1771）五月初一，即将竣工的承德普陀宗乘之庙发生火灾，大量原材料烧毁，根据初步点算直接的经济损失已经达到了三十万两，乾隆下令严查。
    终清一代，满清皇帝奉行蒙满同盟的政策，十分重视和蒙古族王公的关系，一方面通过和臣服的科尔沁等部蒙古贵族联姻笼络人心，一方面又坚决打击势力强盛的准格尔部蒙古。正是通过胡萝卜与大棒的双重手段，清朝始终保持对蒙古的有效控制。除通过联姻封赏，掌握继承权等手段，文化控制也是清朝掌控蒙古的重要手段，清王朝大力尊崇藏传佛教，极大的赢得了普遍信仰信仰藏传佛教的蒙古僧俗上下的好感，大规模的佛教信仰也在极大程度上软化了游牧民族的强悍民风，缓和了蒙古社会的矛盾。作为这项手段的一个重要体现，承德避暑山庄与木兰围场成为清朝皇帝拉拢和威慑蒙古王公的重要场所，而大规模建设的藏传佛教寺院承德外八庙就也成为其中不可缺少的一环。虽然习惯上称为外八庙，实际上承德避暑山庄的喇嘛教寺院群有十二座，而其中最大的一座就是兴建于乾隆三十六年的普陀宗乘之庙。这是一座仿照西藏布达拉宫样式兴建的大型藏传佛教寺院，为了庆祝乾隆本人六十诞辰和其母八十诞辰而兴建，历史上乾隆正是在这里与蒙古各部王公一起庆祝皇太后的八十大寿，日后更在这里接见了万里东归的土尔扈特部首领渥巴锡汗。
    作为承担外交使命并作为皇家献礼的天字号重点工程，眼看即将竣工的普陀宗乘之庙居然发生火灾，烧毁木料，烧伤人员都是小事，更耽误了竣工的日期，皇帝震怒可想而知。最后查明是工匠张法吸烟造成的。原来是这位泥瓦匠乘凉休息的时候吸烟，因忙着去查看灰浆搅拌的情况，随手把烟斗一磕，也没留神落在木屑上，导致了火灾的发生。
    这原本是一桩很普通的火灾事故，乾隆也非暴君，惩罚主要集中在肇事人身上。首犯张法与其妻发配黑龙江，赏与兵丁为奴，以昭烟戒。与张法同值的王国柱、邵富臣两个工匠各杖一百，徒三年，也是流放的罪过。直接负责的上司工头李生银责打八十大板，加枷示众一个月。虽然现代人来看处罚可能是偏重，但是以现代的刑法来说，无论失火罪还是重大责任事故罪，影响国家献礼工程都应该属于特别重大，应处以三年以上七年以下的有期徒刑，这里除了首犯张法与妻子成为奴仆以外，其他人的惩罚在封建王朝确实不能说重。
    在惩罚完肇事的工匠之后，清朝和现代相同，将追究领导责任。作为避暑山庄相关建设工程的负责人，对负领导责任的热河总管永和、内务府总管三格、布达拉庙（这是建设期间清宫对普陀宗乘之庙的称呼，现在的庙名要等到建成后由乾隆御赐）工监督萨哈廉等人，乾隆帝认为他们“不能约束工匠，小心防犯，致令失火延烧，其咎实无可诿”。他面谕作为工程总理大臣的刑部尚书兼户部侍郎英廉，将三人“革去翎顶留工效力，已属从宽稍示薄惩，朕意向欲视其如果勤勉自效，后仍加恩录用”。这实在不能说是多么重的惩罚，这种戴罪立功的处罚基本在事后都能因为工程完工而免去。乾隆也表示事后仍然将加恩录用，这根拔去的花翎十有八九也能回来，更不至于影响到日后的升迁。实际上和今天的诫勉谈话性质更接近，属于象征性的处罚，但不可思议的事情就这样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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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年八月，乾隆帝从北京去热河，在古北口看到了前来接驾的热河总管永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以永和为先，三人居然身穿官服，帽戴翎顶，恭恭敬敬地跪在那里。乾隆皇帝属于精明强干的类型，记忆力自然不在话下。震惊之下，当面问询，乾隆才赫然发现负责处理此事的总理工程大臣英廉根本没有把这条圣谕传达下去，圣旨居然出不了养心殿，皇帝震怒了！
    乾隆当即痛斥英廉，又令马上将永和等人翎顶摘去。并说：“永和等之不能承受朕恩，实为英廉所误。所谓爱之适以害之也”。仿佛是为了证明这句话的正确性，乾隆又下令这次火灾造成的一切原材料损失，由直接负责的热河总管永和、内务府总管三格、布达拉庙工监督萨哈廉三人用自己的家财赔偿。 事情发展到这里，虽然荒唐，实际上还是赔钱了事的事情。这在乾隆朝并不奇怪，乾隆本人就发明了议罪银这个制度，只不过这个制度要在十年后由乾隆的第一号宠臣和珅推出。实事求是的说，这三人官职并不小，多年来管理工程，从后来调查的情况看，家底更是十分殷实的，工程造成的三十万两白银的损失咬咬牙也未必出不起。而此时的乾隆也给他们留了余地，在上谕中还是说道，重修工料约需三十余万两银子，断非他们力所能办，所以本不打算让他们赔偿，这个想法，朕对英廉和军机大臣都曾说过，可你们太令朕失望了。毫无疑问这里是留了余地的，三人只要能凑出一部分，自然乾隆帝也就高高举起，轻轻放下了。然而下面的发展就更加令乾隆帝愤怒了。
    按照清朝赔偿的规定，三人很快将家资清单呈报上来。三人中职衔最高的领内务府大臣职，热河总管行走永和上报，有房屋六七十间，田地十多顷，可以变卖的衣服一两百件，骡马十几匹，除此之外已经是一无所有，“虽粉身碎骨，实不能赔还”。内务府总管三格则要少一些，在京城内外有房二十三间，热河也有住房三十八间，田地六顷九十亩。衣服七十余件，骡马六匹。最少的是监工萨哈廉，只有房四十余间，地五顷余亩，衣服三四十件，骡马四匹并表示“除此外，实不敢隐匿”一切都已经交出，自己绝不敢欺骗皇帝陛下。
    按理说这样接近抄家的情况，隐瞒资产是古今中外官员的固有手段，也算人之常情。比如乾隆朝的大才子纪晓岚，就曾给贪污事发的亲家两淮盐政卢见曾通风报信，使他及时转移财产，以至于抄家时竟除了若干破烂衣物一无所得。而日后叫卢见曾丢了脑袋的两淮盐引案涉案金额超过了一千五百万两。传说这位纪大烟袋传递消息的手段也颇为有趣，用锦盒送盐一包、茶一袋，暗藏严查两字。自然，贪官之贪也正是贪官之愚，所谓利令智昏，卢见曾疯狂转移资产至于两淮盐政这样天下闻名的肥缺竟贫穷到了不合情理的程度，最终自作聪明反累积纪晓岚流放乌鲁木齐就是典型，这三位中，身为内务府总管的三格就是这样一个典型。
    有清一朝，内务府的贪腐是天下闻名的。清人笔记里多有流传，如传说道光的裤子打一个补丁就报价五两银子，光绪帝一个鸡蛋报价三两银子，内务府之行情可知。当然，我可以负责的说这些传言多系夸张，清宫档案具在，绝无三两一个的鸡蛋，日常采买食料等价格也仅仅略贵而已。但是，这绝不是说内务府就不报花账，所谓无风不起浪，这些夸张传言集中指向了一个事实，内务府确实是清朝头等的肥缺。只是堂堂的内务府总管百万身家自然不是从几个鸡蛋，冒天下之大不韪，硬从皇帝的牙缝里抠出来。和现代的贪官一样，古代贪官也喜欢抓大放小，那些办公室买卷卫生纸都要过两道审批的贪官，却一样有办法论亿的捞钱。后文我们就会提到三格到底是怎么发家致富的。
    有清一代以异族入主中原，于种族革命尤为提防，监视臣民更是应有之义。虽然吸收了明朝宦官干政和特务统治的教训，清朝几乎没有强势的权宦，即使晚清如安德海、李莲英、小德张等辈也不过豪奴而已，多有言过其实之处。但于特务统治，在清朝实际上是从明面转入了暗面，不逊于明朝。清十二帝中，以特务统治最为臭名昭著的就是堪称中兴之祖的雍正帝，民间传说其以血滴子杀害抗清义士取头为信，又说他最后被侠士吕四娘斩去了头颅，只能以金头下葬。一般认为雍正帝的血滴子就是内务府下的粘杆处，正式称呼是尚虞备用处。粘杆者即从事粘蝉抓蜻蜓，钓鱼一类玩耍把戏。该处在雍正潜邸时就建立，以此掩人耳目在诸子夺嫡中发挥了重大作用，继位后正式并入内务府，成了一个官方特务机构。
    和性情更张扬自我的雍正相比，乾隆狠辣未必低于乃父，清人笔记就多说此人凉薄，其两弟皆不得善终，民间更有逼死皇后的传言。但因雍正子嗣稀少，乾隆早早立为嫡子，权力之路更为顺畅，其本人也更加好名，如一生作诗至于四万三千首，好大喜功可见一斑。乾隆继位后，对雍正朝的高压统治有所收敛，影响朝廷声誉的特务统治进一步转入地下，粘杆处逐步淡出人们的视野，雍正潜邸雍王府被改作喇嘛庙雍和宫，据说也和其中有大量特务机关的遗物不适合继续留用有关。虽然特务们由明转暗，乾隆终是一代雄主，性情亦酷肖乃父，虽时时装出大方的样子，好苛察使过这点仍难以掩盖。乾隆本人即好微行，京中多有痕迹，更有民间盛传下江南寻父母，访佳丽的传说。清宫就传其甚至冒名顶替参加顺天乡试高中功名，从此顺天科场龙字第三号弃置不敢再用。有这样喜欢四处暗访的皇帝，京中的暗探更是无处不在，佐以清朝的密折制度，皇帝的亲信家奴也是遍布全国各地。
    凭借无处不在的密折暗探，乾隆帝对大小臣工的一举一动了如指掌，而内务府的富有怎么能瞒住他的法眼。作为一代英主，使功不如使过，乾隆并不憎恶贪污，甚至还有一定程度的放纵，但欺瞒绝对是皇帝的大忌。
    震怒之下，乾隆下令单独严查三格家产。结果不出乾隆所料，根据第二次查抄的结果，这位内务府总管三格通过寄名等手段隐瞒了大量的田产，房屋，当铺等，远在申报家产的十倍以上。应该说这个数字如果比起后世内务府主要官员的资产情况看，算是很低了。因为从三格第一次呈报的家产来看，按照清朝当时的市价，全部以高限计算，一套八间左右的四合院也不会超过二百两，如果是店面房可能更贵一些，能到每间五十两左右，田地北方的价格较低也就二两多一亩，即使折价十倍，三格的资产也不超过十万两。这个偏低的数字，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恐怕是上一任内务府大臣正是现在当红的，那位敢吃掉乾隆皇帝圣旨还若无其事的刑部尚书兼户部侍郎英廉。但无论如何，三格触怒龙颜，死期将近了。根据进一步的审查，三格侵吞公款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将挪用工程款在外高息放贷，还有就是在采购原材料时虚报价格，低进高出通过造假账，从中获取差价。最后再用这些贪污所得大量购置了当铺、房产、田地等，由此迅速致富。
    事已至此，三格自然再无生路了，为了警示其他官员，乾隆帝决定严惩三格。根据乾隆的批示，三格侵公肥私，目无法纪，绝不能按隐瞒资产的隐匿罪来定罪，而以贪污来处罚，依大清律，侵盗官银千两以上者处斩监候，秋后处决。乾隆更特旨刑部要牢固监禁，务使三格明正典刑以警大众，至于三格所有家当也一应充公。
    三格就此丢了脑袋，这本是一桩小案，皇太后八十圣诞将至，乾隆断不至于兴起大狱。然而人算不如天算，本来乾隆帝本已下令将永和等人家产赏还，“稍加薄罚，以完此事”。不想在三格事发后，永和竟按捺不住，私自寄信给主理此事的刑部尚书英廉，转托他代查家私，从中关照。英廉因此前袒护一事，被乾隆帝斥责，为了立功补过直接向皇帝揭发了永和寄信之事。乾隆听罢，即命英廉复查永和家私。复核之下，永和果然也存在相当的程度的隐瞒行为。再进一步复查萨哈廉，则萨哈廉也有与之前呈报不符之处。对此，永和辩解道，多出的房屋早已典卖，田地确实略有隐瞒，但也不过数顷，全部田地绝不过二十顷之数，如有超过情愿重罚。而萨哈廉则称多出的房屋是很久以前分出去的家产，完全是无心之过，并没有欺隐。
    经过面审永和和萨哈廉，乾隆帝认为主持此事英廉可能因为曾经徇情袒护之事而心存畏惧，不免有意从严查办这二人，以求补救已往过错。更考量到三格已经判处极刑，不宜再兴大狱，因此，他对此案做了最终批示：罚没家产时，顾及妻儿老小也是人之常情，皇帝并非苛察。如果隐瞒家产在两成以内就算可以理解，而超过三成则属于欺君罔上，应当和三格一样治罪。将永和、萨哈廉原报家产清单交给其驸马福隆安与复查结果详加比对，如果少报不过二成，即不用加罪。福隆安显然很正确的理解了乾隆的意图，最终“查核永和、萨哈廉原报家产较英廉查出之数所少，各不及三成”，于是乾隆判决“可勿庸加罪，其家产俱著加恩给还”。作为薄惩，仅罚萨哈廉银三百两，永和本应和萨哈廉一样处罚，但因寄信一事，加罚白银三千两，此事便到此为止。
    这桩一波三折的案件虽然到此为止，无论皇帝还是大臣都饶有兴味，值得多说两句。这桩案子里谁的罪过最大？被斩头的三格看上去惩罚最重，但不要忘记那位刑部尚书英廉可是私吞了皇帝的圣旨，所谓君无戏言，当年梁武帝下围棋，一时高兴叫了一句杀，卫士们就稀里糊涂杀了一位正在等待接见的高僧，英廉所为难道不是一桩大罪吗？然而这起案子，乾隆显然除了斥责两句没有任何追究他的意思，甚至在处理案件过程中英廉依然参与其中，这又是为什么？在我国古代封建王朝，随着皇帝集权的进一步加深，臣子的贤能与否基本取决于皇帝本人的判断，至于满洲人于皇帝面前自称奴才，家主与家奴之间关系更非一般。英廉就是一个典型，他始终正确理解乾隆的意图，以迎合皇帝的心意为第一位，即使私吞了拔去永和等人顶戴花翎的圣旨，也是因为乾隆本就有事后赏还的意图，乾隆事后的谕旨也着重在惩戒他的沽恩结党而非私吞圣旨。内务府的贪腐虽然笔记多集中在清中后期，但此时已经露出了眉目，这位三格的手段和后世内务府官员的行为并没有大差别。据光绪朝长期供职吏部的何刚德记载，清末内务府的郎中庆宽贪赃枉法，借操办慈禧六十大寿的机会大肆敛财，以至于满朝议论纷纷。由于依仗慈禧的宠信，庆宽的竹竿甚至敲到了光绪的头上，以四个金镯子豪取光绪帝四万两私房钱。借机，光绪帝曾面谕礼部侍郎要求以私藏宝座谋逆严惩庆宽，何刚德以不敢杀人媚上当讲求证据进言。最后庆宽上下打点，抄家不过白银三千两，本人落职了事。数年后慈禧训政，又以重金外放江西盐法道。清裨类钞则说内务府书吏库丁等多有岁入至于数十万两者，近于小说的南亭笔记则说阎敬铭发现内务府采购的皮箱原价六两，而以每只六十两入账。后世内务府主事者其手笔远超三格，但手段实际上和三格并无不同。皇帝身边如此，上行下效，清朝的吏治可想而知。就在这桩案子十年后，乾隆四十七年，著名的山东国泰案发，偌大一省，各地府库皆空，同时爆发的甘肃冒赈案，甘肃全省上下，十年间历任官员几乎无一清白，标志着乾隆朝吏治彻底败坏。
    乾隆本人对已经暴露出来的问题，这种高高举起，轻轻放下的做法，除了他一贯奉行的宽猛相济的统治风格以外，也暴露了他对贪污的一些实际看法。惩康熙朝末年宽政之失，更吸取了其父雍正严政之弊，乾隆在执政中始终走一条宽严相济的中道，对大臣也秉承使功不如使过的做法，颇有余地。乾隆是一个文化水平很高的封建帝王，和他的同样博学的祖父康熙学术立场有一个很大的差异。康熙颇为推重理学，因而康熙朝涌现了如于成龙，汤斌，李光地这样或真或假的道学名臣。乾隆朝大臣则不同，乾隆大不以宋人理学为然，李侍尧、孙士毅能而伤廉，兆惠，海兰察暴烈，其宠臣福康安奢靡，耿直的大臣如尹壮图竟受到皇帝带头嘲讽。总的说，乾隆是一个相当秉持实用主义精神的帝王，大有曹操有才无德也不要紧的态度。这种继承自其父的实用主义最终促成了十年后议罪银制度的诞生，如果按照清律，贪账千两以上就可以砍头，而议罪银动辄数万，数十万，即使罪行确凿，也可以交银减罪，使朝廷之法度沦为市集之交易。其父设立养廉银之处多少还有修补继承自明朝的官员低俸之弊的意味，佐以羡耗归公规范官员收入。而乾隆朝的巨额议罪银纵然养廉也不可能填补，却堂而皇之的作为朝廷法度，对官员的影响可想而知。乾隆朝督抚何裕城、李质颖均有能名。河南巡抚何裕城因香灰偶落奏折主动请罚议罪银三万两，浙江巡抚李质颖更因为在广东巡抚任上的亏空和浙江巡抚任上的失职，当罚议罪银二十五万六千两。要知道清制巡抚年俸不过155两，米155斛，河南巡抚一年养廉银一万五千两，浙江巡抚则不过一万两。这二人居然能交出罚银，还有清廉的可能吗？
    另外，乾隆本人好大喜功的特性又和乃祖康熙相仿，这又为乾隆朝末年犯下康熙朝一样的错误打下了基础。永和等人确实欺瞒罔上，然而乾隆诛杀三格后，便摆出宽大的态度，连原本的处罚也一并取消，行政的随意性如此，再不是什么言出法随。乾隆享年更甚康熙，造成的恶劣影响也更大，乾隆之末季，上下臣工粉饰太平，皇帝本人讳疾忌医，激烈的社会矛盾最终无法掩盖，这个气泡盛世要被五省白莲教大起义的怒涛撕的粉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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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后，清王朝还将迎来乾隆盛世的高潮。为抗击尼泊尔侵略，福康安率军入藏直逼加德满都，随着钦定善后章程和金瓶掣签制度的建立，西藏归于王化由此开端。第二次大小金川之战，最终将奠定了西南改土归流的基础。孙士毅挥军安南，攻破升龙，虽然最后功亏一篑，越南也无法消耗承认了清朝的宗主权，再一次维护了华夏帝国的藩属体系。乾隆还可以两下江南，三次普免天下钱粮，二开千叟宴，昭示天下太平，福寿无双。然而这一桩小案子，却已经折射出了封建王朝的一幅落日景象。
    最后，稍微讲一下相关人员的后续，永和在事后确实没有受到太大影响，直到乾隆四十九年仍然以内务府大臣职衔管理热河事务，英廉虽然涉嫌抗旨，依旧深得乾隆宠信，乾隆四十七年在直隶总督任上因病以大学士衔回京养病，不久病逝，谥号文肃，入祀京师贤良祠。而最有趣的恐怕是这件事的一年后，英廉的一位孙女婿正式以三等侍卫的头衔加入粘杆处，第二年入职管库大臣因理财有道而受到乾隆的赏识，开始了跌宕起伏的仕途，这位孙女婿出身满洲正红旗钮钴禄氏，叫做和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