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他还说，大知识分子人数很少，十分可贵，如使用不当就是浪费。一些人就是入不了党，看戏的时候他们坐后面，首长坐前面，对他们尊重不够。应该尊重知识分子，不要对有技术的人总是看不顺眼，对他们的生活方式不能强求一致。
文章摘自：《处在十字路口的选择》，作者：沈志华，出版社：广东人民出版社
中央十人小组成立的第二天，周恩来就邀请中国科学院、建筑工程设计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医学院、中国戏剧学院的有关人员座谈，了解高等学校和研究机构中知识分子的现状。又请了各门学科的第一流科学家谈话，核实情况。〔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第1196页。〕周恩来要求，各省、市、自治区，特别是北京、上海、天津、沈阳、广州、武汉、重庆等大城市，全面调查建国6年来知识分子的变化情况，收集整理出材料。同时要求中央各办、各部委、各直属机构指定专人研究这个问题。11月25日，周恩来召集全国政协常委会议，动员民盟、民革、九三学社、民进、民建等各民主党派搜集有关知识分子问题的材料。〔《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522-523页。〕11月30日，周恩来起草了《知识分子问题》提纲，并审定了一份《关于收集知识分子问题材料的题目单》，其中包括对政治和业务状况的估计、对知识分子的信任等12个方面的问题。〔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第1197页。1956年1月10日十人小组又发出通知，对调查材料提出了具体要求，即应有高等院校、科学研究机构、卫生部门、文化艺术界、工程技术部门、中小学校六个方面，每一个方面都要有好、中、差三类典型，并且要包括几年来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贯彻执行情况、对知识分子队伍所发生变化做出基本估计和提出解决知识分子问题的具体意见等三项基本内容。〔熊华源：《一次具有深远影响的会议》，《党的文献》1990年第1期，第15页。〕〕对于多少有些急功近利的发展需求来说，中共领导人关注的似乎主要是10万高级知识分子的使用问题。1955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专门发出的《关于收集高级知识分子统计数字办法的规定》明确指出，“此次调查统计仅仅限于高级知识分子。”〔《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523页。〕
由于得到了毛泽东的首肯和过问，知识分子问题自然引起各地和中央各部门的重视，在全党上下形成了检讨知识分子工作问题的氛围。12月1日，张闻天在外交部全体干部会上作报告，专门谈了“大知识分子问题”。他提出，“我们对大知识分子是否信任？……我看对到过美国、英国的就不够信任，肃反运动一来对他们就更加警惕。”他还说，大知识分子人数很少，十分可贵，如使用不当就是浪费。一些人就是入不了党，看戏的时候他们坐后面，首长坐前面，对他们尊重不够。应该尊重知识分子，不要对有技术的人总是看不顺眼，对他们的生活方式不能强求一致。〔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下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第1003-1004页。〕中央统战部在召开对资产阶级改造座谈会期间，也专门讨论了高级知识分子的工作。李维汉指出，知识分子属于脑力劳动者，以自己劳动收入为生活来源，同资产阶级有根本的区别。应当同志式地帮助他们，充分发挥他们的知识专长为社会主义服务。他提出，对高级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需要经过长期耐心细致的工作，决不能采取简单粗暴、强制的办法。在学术思想批判中，要鼓励自由辩论，允许批评与反批评，允许保留个人的意见，不要急于作结论。李维汉还强调，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是对立的思想体系，但是不能把具有唯心主义思想的专家学者作为“思想敌人”对待。〔李维汉：《回忆与研究》，第810页。〕这些都表明，知识分子政策调整的重点开始从“改造”转为“使用和培养”。
![SiS001! Board - [第一会所 关闭注册]](images/green001/logo.png){kind=log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