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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贾樟柯对李安的这句评价,一语道破了我们心疼李安的真正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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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1-21 1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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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贾樟柯对李安的这句评价,一语道破了我们心疼李安的真正原因
加缪说,艺术不应是独自享受,而是一种方法,用它来感动最大多数的人,向他们奉献一种超乎苦痛和普通欢愉之上的形象。电影便是这样的一种艺术,然而另一方面,电影行业又是再世俗不过的一个圈子。
前几天的第55届金马奖,入围12项并拿下大奖的《影》风光无限,贾樟柯的新作《江湖儿女》却仅有主演赵涛入围“最佳女主角”最终也遗憾落选。“野路子”出身的贾樟柯,被西方世界当成“地下电影”的代表人物,在国外影展屡获荣誉。然而回到国内,与李安、张艺谋这些正统的学院派相比,贾樟柯始终不能完全被主流接受。
这种隔阂感体现在方方面面。在《中国周刊》的专栏中,贾樟柯提到过这样一个故事,他的电影《海上传奇》在温哥华放映时,一个女生问他为什么要拍这样一个脏兮兮的上海,给西方人看吗?贾樟柯说,他拍的是上海的一个侧面,“生活就是这个样子,上海就是这个样子”。女生愤怒起来,质疑他的电影会破坏外国人对中国的印象,贾樟柯则震惊于这种浅薄的“爱国主义”。
这个故事也从侧面反映出贾樟柯的创作思路与他所受到的质疑。他从微观的角度观察社会现实,他镜头下所展示的中国某种程度上是“非主流”的,是不被看到的;与此同时他的呈现方式也是另类的,不刻意煽情、不采用类型片套路、不迎合观众期待。贾樟柯电影中的世界展现少数人,在现实世界中,贾樟柯也同样是“非主流”的少数。
对“少数”的关注背后,则是最基本的关怀与热切。除了电影,贾樟柯也通过文字表达这种情感,他关注现实人生、关注电影行业;他并非不食人间烟火的艺术家,但同时也与主流保持一定的距离。也许正是因为主流边缘的特殊位置,他的电影点评往往既保有局外人的客观,又带有电影从业者的精准。
有豆瓣网友说贾樟柯是“华语第一影评人”,虽是笑语,但贾樟柯的影评确实相当好看。在他的点评对象中,便包括了李安。
在某种程度上,李安就像是贾樟柯的反面,他的励志,他的成功,他的温柔敦厚,他在商业与艺术之间的平衡都为人称道,甚至可以说,李安本人就是主流的一个代表。贾樟柯于2001写的这篇文章里评点李安为“大众消费生产者”,17年过去,李安成为了人人心疼的大众偶像。
去年威尼斯电影节结束后,我和《站台》的女主角赵涛一起辗转法国,准备去多伦多影展做宣传。在巴黎逗留时,我从《解放报》上看到了杨德昌新片《一一》公映的广告,画面上是一个小孩儿的背景,他正在拾阶而上,攀登红色的高高楼梯。单从广告上看,我以为杨导又在重复以前电影中的毛病。
他从前的作品不太敢恭维,即使是最出色的《牯领街少年杀人事件》也多意气而少控制。杨导喜欢弄理念,我不喜欢这种气味。
赵涛听说是华语片便想去看,我陪她坐地铁一路拥挤去蓬皮杜艺术中心附近的影院买票。没想到电影院外排着长队,细雨中等待入场的观众极其安静。我被这种观影气氛感动,顿时觉得电影圣洁,有欧亨利小说中流浪汉路过教堂时听到风琴声的意境。
但我还是暗自在笑。小赵曾经说过,她最喜欢的电影是《狮子王》,便想她肯定无法接受老杨这部长达两小时四十分钟的“哲学电影”。想想自己也不是杨迷,便有了中途退场的心理准备。
但电影开演后,我一下跌进了杨德昌细心安排的世俗生活中。这是一部关于家庭,关于中年人,关于人类处境的电影。故事从吴念真饰演的中产阶级扩展开去,展示了一个“幸福”的华人标准家庭背后的真相。我无法将这部电影的故事一一道出,因为整部影片弥漫着的“幸福”真相让人紧张而心碎。结尾小孩一句“我才七岁,但我觉得我老了”更让我黯然神伤。杨德昌的这部杰作平实地写出了生之压力,甚至让我感觉到了疲惫的喘息。
我无法将《一一》与他从前的电影相联系,因为杨德昌真的超越了自己。他可贵的生命经验终于没有被喧宾夺主的理念打断,在缓慢而痛苦的剥落中,裸露了五十岁的真情。而我自己也在巴黎这个落雨的下午看到了2000年最精彩的电影。
影院的灯亮以后,我发现赵涛眼圈微红。我没想到像她这样喜欢卡通片的女孩会看完这么长的电影,也没想到满场的法国观众几乎无一人退场。大家鼓起了掌。面对银幕,面对刚刚消逝的影像,我们都看到了自己。做舞蹈教师的赵涛问我大陆为什么看不到这样的电影,我无法回答。我们的电影不寻找真相,幸福就可以了,幸福没有真相。
转眼到了九月,《站台》要在釜山影展做亚洲首映,我和摄影师余力为前往参加。《花样年华》是这次影展的闭幕电影,余力为也是《花样年华》的第二摄影,但还没有看过成片,等待闭幕的时候一睹为快。
在酒店碰到王家卫,墨镜后一脸坏笑,说要去北京一起喝酒。谈下去才知道他非常得意,《花样年华》在大陆已经获准通过,我知道这是他真心的喜悦,想想自己的电影公映遥遥无期,多少有点惆怅。釜山到处弥漫着“花样年华”的气氛,年轻人手里握着一个纸筒,十有八九是《花样年华》的海报。我没有参加闭幕式便回国。据说闭幕那天突然降温,《花样年华》露天放映,几千个观众在寒风中享受流行。
流行的力量是无穷的,我中午一到北京,下午便买到了《花样年华》的VCD。当王家卫的叙事中断,张曼玉和梁朝伟在高速摄影和音乐的双重作用下舞蹈般行走时,我突然想起了古代章回小说中承接上下篇的诗歌。原来王导演熟谙古代流行,一张一弛都露出国学底子。不能说是旗袍和偷情故事吸引了中年观众,但王家卫拍出了一种气息,这种气息使中年观众也接受流行。
再次回到巴黎已经到了十月底,巴黎地铁站都换上了《卧虎藏龙》的海报。市政厅的广场上立着一面电视墙,电视里周润发和章子怡在竹林中飞来飞去,看呆了过路的行人。我猜他们正在回忆自己的力学知识,琢磨着中国人怎么会摆脱地心引力。这是《卧虎藏龙》的电影广告,精明的法国片商将片名精简为“龙和虎”。我从初二开始看港台武打片,这些意境早在胡金铨的《空山灵雨》和《侠女》中有所见识,但神秘的东方色彩还是迷住了观众。美国还没有上片,便有纽约的朋友来电话,让我寄去盗版《龙和虎》。
几天后在伦敦见到李安,全球的成功让他疲惫不堪。大家在一家挂满沃霍尔作品的酒吧聊天,我怀疑空调都会把他吹倒。谈到《卧虎藏龙》时他说了一句:不要想观众爱看什么,要想他们没看过什么。我把这句话看做李安的生意经,并记在了心中。
杨德昌、王家卫、李安的电影正好代表了三种创作方向:杨德昌描绘生命经验,王家卫制造时尚流行,李安生产大众消费。而这三种不同的创作方向,显现了华语电影在不同模式的生产中都蕴藏着巨大的创作能量,呈现了良好的电影生态和结构。
今天我们已经无需再描述这三部电影所获得的成功,在法国,《一一》的观众超过了30万人次,《花样年华》超过了60万人次,而《卧虎藏龙》更高达180万人次。了解电影的人都应该知道,这基本上是一个奇迹。而这个奇迹使华语电影重新受到人们的关注。日渐低落的华语电影声誉被他们挽回。我自己也在得益于他们三位开拓的局面,《站台》卖得不错,也就是说会有观众缘。
然而我们会发现,这三位导演两位来自台湾,一位来自香港。电影作为一种文化,广阔的大陆似乎已经沉没,而拯救华语电影的英雄却都来自潮湿的小岛。从90年代中期开始,我们的国产电影就失去了创作活力和国际市场信誉。那些国际大导演其实早在几年前就几乎没有了国际发行,靠着媒体炒作装点门面。而那些以为自己有观众的导演也只能操着京腔模仿阿Q。巨大的影像空白呈现在我们面前。我看?我们能看什么?
我们看到杨德昌、王家卫、李安三位导演在开创华语电影的新世纪,而其中大陆导演的缺失似乎并未引起从业人员的不安。他们的这种“从容”,让我确信一个新的时代必须马上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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