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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志华：斯大林如何走上冷战之路

核心提示：同其他政治家一样，从本质上讲，斯大林是一个实用主义者。或许他在年轻时信奉过马克思主义和世界革命的理念，但是当他真正掌握了政权以后，越来越成为一个典型的民族主义者。

      长期以来，各国学者对于战后斯大林的对外政策已经进行过广泛的探讨。总的来说，存在两种互相对立的观点：或者认为斯大林具有野心勃勃的侵略计划，追求控制和扩大其势力范围；或者认为斯大林所采取的只是温和的、谨慎的和防御性的政治对策。有人认为，斯大林是一个典型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他从来不会放弃世界革命”，因此，只要斯大林统治苏联，“冷战就不可避免”。也有人认为，斯大林的对外政策的政治目标是保护其既得利益和势力范围，他并不想煽动世界革命，不愿直接与西方对抗，而且一度相信依靠雅尔塔和波茨坦原则，苏联的安全目标就可以与西方协调起来。面对与西方关系日益紧张的状态，斯大林甚至不知所措。还有学者提出，这一时期斯大林的外交行为是古怪的和反复无常的，苏联的对外政策没有明确的目标，是“盲目的”，“毫无内在联系的”。

      在笔者看来，同其他政治家一样，从本质上讲，斯大林是一个实用主义者。或许他在年轻时信奉过马克思主义和世界革命的理念，但是当他真正掌握了政权以后，越来越成为一个典型的民族主义者。

再见！世界革命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随着苏联对法西斯德国的英勇抵抗逐步赢得了西方人的同情和支持，而丘吉尔这位当年呐喊着要通过武装干涉消灭布尔什维克的著名反共高手，则率先表现出“不计前嫌”的政治家风度。然而，随着战事不断向着有利于同盟国的方向发展，苏联与西方国家（首先是英国）之间的矛盾却不断暴露出来，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双方在战后世界安排方面出现的分歧。

      尽管苏联声明接受《大西洋宪章》的条款，并保证给予各民族国家独立和领土完整的权力，但该文件签署时没有事先征求莫斯科意见的做法，无疑是对斯大林的刺激。于是，在1942年初美国总统罗斯福设计联合国方案的同时，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则讨论了副外交人民委员洛佐夫斯基的建议，决定成立以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为首的“外交材料准备委员会”，研究有关战后世界政治和经济安排的种种问题。不过，在一些直接涉及苏联安全利益的关键问题上，斯大林此前已经有所考虑。

      早在1941年12月红军第一次转入反攻之后，斯大林便向来访的英国外交大臣艾登明确阐述了战后在欧洲重构边界，与英国重新瓜分“势力范围”的计划。苏联不仅要求恢复苏德战争前的边界，而且希望以寇松线为界得到波兰东部的领土（以德国领土为其补偿），把芬兰和罗马尼亚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同时承认把比利时、荷兰，可能还有挪威和丹麦划为英国的势力范围。对于苏联在战后干涉、控制东欧和巴尔干事务的明显意图，艾登始终坚持毫不退让的立场，认为这一切需要等待和平条约的签订。在1942年5月莫洛托夫访问伦敦期间，英国的态度仍然十分强硬。经过艰苦的谈判，斯大林不得不同意在双方即将缔结的同盟条约中删去苏联关于战后领土要求的条款，为此而得到的回报是在条约中要写明英国将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

      从进攻北非的“火炬”行动开始，经过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到北非德意军队于5月13日全线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出现重大转折。为了促使英美军队尽快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并让西方接受莫斯科关于战后安排的重要构想，斯大林毅然解散共产国际。解散共产国际就意味着莫斯科从战略的角度放弃了世界革命的主张，而这一主张恰恰是建立共产国际的初衷。

      从国家层面看，斯大林在其掌握权力后考虑的唯一问题，就是保障苏联的安全和发展，输出革命和鼓动造反曾经被认为是一种可以利用的方式，但是在战争期间特别是战后，这种方式已经完全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了。斯大林已经考虑并正在准备让苏联作为重要成员加入国际社会，加入一个既有约束力又能提供机会的体制，而加入这个体制的方式和前提是放弃革命的传统。

      1944年10月斯大林在与丘吉尔的著名对话中一语道破天机——丘吉尔坦诚地对斯大林说，“在1919－1920年时，全世界都因世界革命而吓得发抖”。斯大林毫不迟疑地回答说：“现在世界不会再吓得发抖了”，因为“苏联无意在欧洲发动布尔什维克革命”。

建立广泛的“联合政府”

      从德黑兰会议，到雅尔塔会议，再到波茨坦会议，经过多次交流和反复交涉，苏联与美英终于构建起一个未来世界政治秩序得以保证的框架，这就是所谓的雅尔塔体系。在这个体系内，美、苏、英几个大国按照各自当时政治、军事力量之所及，划分了战后苏联在东方和美英在西方的势力范围。斯大林对雅尔塔体系非常满意，他曾指着地图向其下属一一列举苏联在欧洲和亚洲获得的新疆域。无论就其形式还是内容来说，这一体系的构筑都符合俄罗斯传统的以空间换取时间的国家安全战略——以国家周边的广阔缓冲带来保证一旦受到战争威胁有充分的时间进行回旋和准备。而这些都是与西方合作给苏联带来的好处。斯大林后来说“在战时最紧张的时候”，不同的制度没有阻碍美苏两国联合起来并战胜共同的敌人，“在和平时期，维持这种关系就更加可能了”。斯大林还表示，苏联“是有合作愿望的”。

      如果说解散共产国际主要是为了向西方表明苏联战后的政策取向，那么能够落实这种政策取向的具体做法和行动方针就是在苏联的势力范围内以及莫斯科能力所及的地方，推动共产党与其他党派通过议会制选举建立联合政府，笔者将其概括为“联合政府”政策。

      斯大林的联合政府政策首先要在西方的势力范围内落实，特别是在那些共产党力量比较强大的国家。战争结束前，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的势力最大。到1946年，法共已发展到近100万人，意共则达到200万人。不仅如此，很多共产党还掌握着武装力量。在法国解放前已成立的71个省解放委员会中，共产党领导的就占半数以上。1944年2月1日，根据法共的倡议，抵抗运动各种武装力量统一为“法国内地军”，人数达50万人，其中法共掌握的义勇军游击队就有25万人。到6月，法共还建立并领导了人数众多的爱国民兵。1943年底，意共开始组织武装斗争，到1944年6月，北部各游击队合组为“自由义勇军”，在民族解放委员会下设立统一的总指挥部，人数据称有40万，其中意共直接领导的“加里波的游击队”也有25万之众。然而，既然是在西方的势力范围内，为了表示合作的诚意，苏联坚持主张在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应该放下武器，以合法身份进入政府。

      1944年10月23日，苏联与英、美政府同时正式承认了以戴高乐为首的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11月19日，斯大林接见了长期侨居国外的法国共产党总书记多列士，斯大林指出：必须与社会党建立起左翼联盟，以便开展政治斗争。至于手中的武器，斯大林说：“应当考虑到目前法国已有了为盟国所承认的政府。在这种条件下共产党人很难拥有平行的武装力量。”斯大林强调，必须把武装力量改组为一种政治组织，“而把武器收起来”。这个政治组织的纲领，“首先应当包括恢复国家经济和巩固民主”。对意大利的政策大同小异，当意共领导人要求维克多-艾曼努尔三世国王立即退位，还要求巴多利奥元帅的政府必须辞职时，斯大林则建议彻底修改意共的这个政治方针：（1）不要求国王立即退位；（2）共产党人可以进入巴多利奥政府；（3）主要致力于在反德斗争中实现和巩固统一。陶里亚蒂离开莫斯科后，苏联政府便宣布与巴多利奥政府建立了外交关系。于是，陶里亚蒂一回到意大利就提出：墨索里尼垮台后，意大利的唯一出路就是要建立“以巴多利奥为首的、有共产党人参加的民主政府”。

建立“民主”的东欧

      在苏联的周边国家，情况有些不同。西方承认了苏联在其所占领的东欧和巴尔干地区的势力范围。不过，雅尔塔会议通过的《被解放的欧洲国家宣言》规定，必须用民主的方法来解决这些国家的政治和经济问题。为了保证与西方的合作，斯大林履行了自己的诺言，即在这一地区推行选举制和“联合政府”政策。

      保加利亚是战后欧洲共产党控制政府的第一个国家。1944年9月5日苏联突然向保加利亚宣战以及三天后的顺利进军，导致保政府迅速瘫痪。由季米特洛夫和科拉罗夫在莫斯科遥控，以工人党为首的爱国阵线借此机会成功地发动了不流血政变，并成立了以格奥尔吉为总理的祖国阵线政府。通过对军队及政府各部门的清洗，工人党迅速控制了权力。接近1944年底时，工人党在爱国阵线委员中的比例已达54%。在84个城市中有63个市长，在1165个村庄中，有879个村长是由工人党员担任的。然而，工人党的做法引起了莫斯科的不满，斯大林批评道：“共产党人的调子太高”，不久，斯大林直接告诉保加利亚共产党：“当我们认为建立苏维埃政权是通向社会主义的唯一途径时，这也许是错误的。也许其他方式——成立民主共和国或在一定情况下建立君主立宪政体——也能实现社会主义。”到1945年夏天，为抗议工人党企图垄断权力的做法，反对派提出推迟选举，并得到美英等国的支持，对此莫斯科再次让步。推迟选举以后，斯大林接见保加利亚工人党领导人时再次告诫说：“你们应该提出这样的观点，没有反对派，任何一种政府都不可能是民主的。”至于国家的发展方向，斯大林指出：“不要忘记，在你们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可能会有所不同——通过议会。这条道路很漫长，但实现的目标是一样的。”

      波兰对于苏联来说“生死攸关”，正如斯大林与丘吉尔争论时所说，是否能够控制波兰，对英国只是国家荣誉（面子）问题，对苏联则是国家安全（生死）问题。所以，斯大林才亲自张罗成立了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并以此作为未来国家政权的基础。但斯大林也说，“苏联政府丝毫无意干涉波兰的内部事务”，“波兰将存在什么样的制度，不论是政治制度、社会制度还是宗教制度，这是波兰人自己的事”。苏联人只是希望未来的波兰政府“能理解并且珍惜与它东边邻国的良好关系”。苏联甚至同意吸收流亡伦敦的米科拉伊奇克参加政府。作为反对派，米科拉伊奇克及其农民党的影响也很大，并在英国的支持下，与执政党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为此，共产党和社会党都感到一种政治危机，共产党甚至主张把米科拉伊奇克从政府中排除出去。面对波兰紧张的政治形势，1946年5月23日，斯大林与波兰总统贝鲁特（共产党）、总理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社会党）举行了会谈。在详细听取汇报后，斯大林回答了波兰人提出的问题。关于要不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斯大林虽然认为波兰的安全机关还很薄弱，但明确指出：“波兰没有无产阶级专政，那里不需要无产阶级专政”。至于如何对待米科拉伊奇克，斯大林指出，农民党代表的是“反政府的反对派阵线”，而“波兰的民主阵营没有反对派也不行，这个阵营需要合法的、听话的反对派，也就是以合法的手段批评政府但不从事推翻政府活动的那种反对派，这样的反对派对波兰的民主阵营是有利的”。应该“不惜一切代价”同反对派“达成协议”。“在未来的议会中，应该提出给米科拉伊奇克的党25%的席位，给科瓦利斯基的党15%的席位”。如果米科拉伊奇克拒绝合作，“当然有必要采取镇压措施，但是无论如何不能从肉体上消灭他的党的成员，因为这个党是合法的”，而“应该从政治上孤立”他们。

当虚张声势遇上反应过激

      二战后的苏联在政治和军事上成为了一个世界大国，然而，由于战争的极大破坏和损失，苏联的经济恢复和发展却面临着极其艰巨的任务。这自然就需要苏联与美国等西方国家保持一定的合作关系，以求得国内经济建设有一个和平的外部环境。就苏联的经济实力而言，当时也无法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进行抗衡。同时，雅尔塔体系的建立使苏联战后的国际地位和国家安全利益得到了保证，至少在斯大林看来，苏联在战后世界的势力范围是通过与西方盟国的国际协议的形式固定下来的。出于维护雅尔塔体系的考虑，苏联对外政策也有必要建立在与西方合作的基础之上。然而，苏联几十年来一直处于资本主义世界的包围之中，在国际事务上受到压抑和歧视的“孤岛”心态，以及由于日俄战争失败而形成的俄罗斯复仇心理，使战后的斯大林产生了一种优越感：作为主要战胜国之一，苏联从此可以参与主宰世界命运了。于是，意识形态的对立和地缘政治利益的摩擦注定这种合作难以持久。

      苏联与西方的危机首先发生在那些雅尔塔体系尚未予以确定或调整的地区，这突出地体现在土耳其和伊朗。而正是对这些地区，斯大林表示出一种投机心理和有限扩张的意图。

      1945年6月21日，苏联国防委员会（GKO）下达第9168号命令，决定对伊朗北部石油资源秘密进行研究，同时对已知油田进行打井和开采。7月6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又给巴基洛夫下了一道指令：为在伊朗建立一个阿塞拜疆自治区并在北部各省开展分离主义运动做准备，拟将伊朗人民党阿塞拜疆支部改建为“阿塞拜疆民主党”，吸引各阶层支持分离主义者加入，并在伊朗北部给库尔德人做适当工作，以建立一个库尔德民族自治区。于是，苏联与伊朗的关系马上紧张起来。伊朗政府则在安理会控告苏联。在美英的压力下，斯大林于3月24日命令：苏军按照先前的承诺，在5月10日前完成撤军。失去苏联支持的伊朗民主党的武装斗争和库尔德自治运动很快就被政府镇压下去了。

      伊朗危机刚刚过去，土耳其危机却悄悄逼近。1946年8月7日，苏联发出照会，要求对“黑海出海口的控制权”。与此同时，苏联还向苏土边界地区调动军队，并实行军事演习，以施加压力。莫斯科的行动立即引起土、美、英的强烈反应，警告和抗议照会接踵而至，美国不断向地中海增派海军力量，土耳其也实行了全国动员。面对如此紧张而严重的局势，斯大林决定知难而退。

      如果伊朗、土耳其被莫斯科咄咄逼人的架势所震慑，而英美对此稍有疏忽，斯大林就可以最小的代价获取额外利益。但是无论如何，苏联此时的基本外交战略还是与西方合作，对于眼前利益的争夺当然不能影响长远的和战略的利益。所以，当美国以认真和严肃的态度介入后，斯大林立即采取了收缩的方针，即使失去对地中海通道的控制权，牺牲伊朗民主党和大好的“革命形势”也在所不惜。

“遏制”政策与对抗的重启

      西方对苏联行为产生如此激烈的反应是斯大林始料未及的。偷鸡不成蚀把米，苏联的威胁没有镇住伊朗和土耳其，反倒招来西方势力的联合对抗。正是战后苏联在其周边地区广泛追逐政治和经济权益的外交行为加强了西方国家的集团意识，加快了西方国家反苏联盟的形成，特别是对苏政策的调整。

      与此同时，苏联人也在布局。就在苏联从伊朗撤军后不久，1946年5月底和6月初，斯大林在同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领导人的谈话中，正式提出了加强各国共产党之间联系的想法。铁托访问莫斯科后所写的记事手稿中，也记载了有关成立某种共产党国际组织的事项。

      1947年，西欧几个国家的共产党相继被赶出政权，作为各国共产党的领头人和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克里姆林宫竟然失去了与西欧大党的联系，并因此处于被动和尴尬的地位。这一连串事件使斯大林颇为恼火。于是，通过建立某种机构和加强协商以避免各国共产党摆脱莫斯科控制的问题，便刻不容缓地提上了斯大林的议事日程。6月4日，斯大林在同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人哥穆尔卡谈话时，建议创办一份各国共产党的共同刊物，并提出为此应召开一次有各国共产党参加的会议。

      1947年，美国驻英国大使路易斯·道格拉斯、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和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在讨论问题

      1947年6月5日在哈佛大学提出的援助欧洲计划则是要在实际行动中建立起一个欧洲反苏集团，其中最令斯大林不能容忍的是美国试图通过马歇尔计划把东欧国家纳入西方势力的影响之下，并以援助德国西战区的方式重新武装起一个俄国的宿敌。为了确保东欧国家能够与苏联组成强大的对抗西方的利益集团，斯大林首先需要统一和规范东欧各党和各国的行动。当苏联决定对马歇尔计划进行抵制后，立即于7月8日和9日向东欧各党领导人发出急电，“建议”他们拒绝参加讨论马歇尔计划的巴黎会议，“不得向会议派出代表团”。对热衷于参与马歇尔计划的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斯大林则把这两个国家党的领导人召到莫斯科，严厉训斥并迫使他们屈从于苏联的主张。为了抵制马歇尔计划，加强苏联对东欧国家的影响和控制，苏联政府在7月10日至8月26日分别与保加利亚等6个东欧国家签订了双边贸易协定，开始实行所谓的“莫洛托夫计划”。如果说苏联对马歇尔计划的反应导致其对外政策的全面改变，那么莫洛托夫计划则巩固了苏联与东欧国家的经济关系，把这些国家的经济纳入了苏联模式的轨道，从而形成了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相抗衡的苏联东欧经济圈，奠定了苏东集团的经济基础。

      苏联调整其对外战略在形式上的表现就是成立了一个新的欧洲共产党协调中心，即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到8月27日，莫斯科最后明确了建立新的国际机构——情报局的构想，其使命是重建共产国际时形成的世界各国共产党的利益必须绝对服从联共（布）利益的那种隶属关系。不过这次的重点是在欧洲，斯大林的主要目的是要通过这种政治组织形式加强对东欧各国以及欧洲各党的控制，“以情报局形式建立与会各党的协调中心”。联共（布）中央书记日丹诺夫在情报局成立大会上关于国际形势的报告表述了苏联领导人确定的新纲领。这一纲领的中心命题就是断定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阵营对抗的局面已经形成，情报局的主要任务就是通过对欧洲共产党内部的整肃，协调各党行动，制定共同的路线和策略，在莫斯科的统一号令下，开展反对以美国为首的战争贩子和奴役欧洲计划的斗争。会议形成的政策性结果有两条，即在东欧各国取消各党的民主联合政府，而成立清一色的苏维埃政权；批判法国和意大利党仍然固守的合法斗争策略，而主张通过罢工等革命行动与资产阶级政府进行斗争。特别是苏联在会议上提出的“两个阵营”的理论表明，在马歇尔计划之后，苏联的对外政策已经完全脱离了大国合作的轨道，而走上了与西方进行集团对抗的新路。

      至此，美苏双方不仅发表了冷战宣言，而且确定了冷战政策，冷战格局终于在欧洲形成。不过，这里还有必要指出，就其职能而言，作为苏联对外政策的附属物，尽管情报局在组织形式上有别于以往的三个“国际”，仍可被看作是共产国际的替代品，但就其目标而言，二者之间的差别是十分明显的。如果说共产国际的纲领是推动世界革命，领导各国共产党彻底消灭资本主义制度，那么情报局则只是要求放弃与美国的合作，在欧洲的范围内组织共产党抵制和防御西方的进攻（至少在莫斯科看来，马歇尔计划是美国进攻战略的开端），而且只能按照苏联认可的时间和地点采取行动。

      1948年6月爆发的柏林危机也是这一方针的体现：斯大林为表示对英美处理德国问题的不满，煞有介事地封锁了柏林，好像是要与敌人展开决战，但美国采取全面反封锁的强烈措施不久，苏联便知难而退，认可了西方的所作所为。这说明，斯大林只是想做出一种强硬的姿态，表明立场，迫使西方承认苏联已经取得的势力范围，保证苏联的安全和既得利益，而并非要对资本主义世界发动全面进攻——这与美国的“遏制”理论确有异曲同工之处。对于莫斯科的这个目标，不仅“自由世界”的政客们当时做出了完全错误的估计，就是在共产党内部也产生了种种误解。铁托正是因为在建立巴尔干联盟、援助希腊游击队等问题上擅自采取了一系列激进措施，而触怒斯大林，成为共产党情报局的第一个牺牲品。（《国家人文历史》2013年4月）

[ 本帖最后由 zhaozhe009 于 2016-2-19 17:24 编辑 ]

牧羊猫

冷战华约联盟可谓是输的彻底，带头大哥率先解体，接下来整个亚洲的社会主义国家纷纷改换门面成为了资本主义国家，如今剩下的几个社会主义国家也多是贫穷落后，似乎社会主义已经同贫穷挂钩了。我们虽然也是社会主义，但是已经同最初的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变化了很多，这点从朝鲜的现状就不难看出，当初的中国跟朝鲜相差无几，朝鲜比中国小的也只有国家地理位置小罢了，但是说真的，社会主义不应该同贫穷挂钩，而朝鲜总是不思考变数，恐怕也跟金家关系密切，朝鲜不敢改革开放啊，一旦国内的民众都开化了，见识到了外面的世界，那么金家还能够成为朝鲜不灭的皇家么？那根本不可能了，哎，也不知道金家还能统治朝鲜多久，也挺同情朝鲜国民的，自以为生活的很好，但实际上已经落后到不行，连看个黄色录像都可能被判死刑，金正恩的前女友不过唱歌的时候露了一下大腿，就被金正恩给处死了，金正恩真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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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angm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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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由 牧羊猫 于 2016-2-19 15:16 发表
冷战华约联盟可谓是输的彻底，带头大哥率先解体，接下来整个亚洲的社会主义国家纷纷改换门面成为了资本主义国家，如今剩下的几个社会主义国家也多是贫穷落后，似乎社会主义已经同贫穷挂钩了。我们虽然也是社会主义， ...

其实，全球140多个资本主义国家当中，富国也就只有二十个左右，世界最穷的那几个国家，比如海地、也门、图瓦卢，也是资本主义国家，其中海地还是原原本本照搬美国的制度。
仅剩的5个社会主义国家中，老挝垫底，越南、古巴、中国（人均）在全球180多个国家中都属于中等。
朝鲜人均收入在全球大概处于中下水平，实际上不算特别穷，只是周边国家比它强太多了，才显得它特别穷。
再说朝鲜的饥饿问题，2014年，朝鲜人均口粮是208公斤/年，不到中国的一半，够饿了吧？但你以为这就是很严重的饥饿程度了？错！印度的人均口粮是179公斤/年！比朝鲜还低！全球一半的饥饿人口在印度！没错！身为全球最大的民主国家、资本主义国家，印度在吃饭问题上还比不过朝鲜！只是黑朝鲜是政治正确，黑印度则是违反资本主义道德观的。对了，印度还是全球主要的粮食出口国之一，因为出口粮食比卖粮食给穷人赚钱多了，这可是市场经济啊！

话说回来，一个国家是否富裕，跟你是什么制度没多大关系，很大程度取决于你有没有能卖出高价的商品，资本主义的美国卖高科技产品，封建王室的沙特卖石油，都很有钱，韩国经济腾飞时还是军阀独裁呢！

[ 本帖最后由 jiangmj 于 2016-2-26 18:22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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